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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与巨人
撰文:张猛 施苏华    来源:《生命世界》2009年11月号   责任编辑:桑新华  阅读:     【字体:   
内容简介
半世纪,在这期间,枝繁叶茂的进化树替代了干瘪粗糙的分类树;抽象无形的遗传密码接管了有限的形态特征成为了人们研究生物学的利器,生物学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但惟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好似巨人厚重的肩膀,承载着后来者,让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水平去探索生命世界的规律。 进化论的意义是划时代的,但绝非无本之木,无根之水。联系当时的人文、社会背景不难发现,这个理论的产生是渐进的,达尔文不是孤独的思想者,他的惊世之作也是集各家之所长而成的。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时势造英雄。 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兴起的博物学在过去被认为是较低等的学科。当时的人们认为通过博物学对自然物品的收集、分类和展示来更好地认识上帝创造的奇迹。到了18世纪末期,博物学已经非常繁盛,许多生活在乡村的牧师将博物学作为业余爱好来愉悦身心,又可“通过自然来发现上帝之神秘”。这时正处于中世纪向现代转型时期,是一个信仰破灭的时代和思想爆发的时代。很多学科与学科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法国科学家拉马克,布封,动物学家圣提雷尔,英国博物学家兼诗人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达尔文的祖父),英国自然科学家华莱士,德国植物学家卡尔·......

半世纪,在这期间,枝繁叶茂的进化树替代了干瘪粗糙的分类树;抽象无形的遗传密码接管了有限的形态特征成为了人们研究生物学的利器,生物学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但惟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好似巨人厚重的肩膀,承载着后来者,让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水平去探索生命世界的规律。

进化论的意义是划时代的,但绝非无本之木,无根之水。联系当时的人文、社会背景不难发现,这个理论的产生是渐进的,达尔文不是孤独的思想者,他的惊世之作也是集各家之所长而成的。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时势造英雄。

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兴起的博物学在过去被认为是较低等的学科。当时的人们认为通过博物学对自然物品的收集、分类和展示来更好地认识上帝创造的奇迹。到了18世纪末期,博物学已经非常繁盛,许多生活在乡村的牧师将博物学作为业余爱好来愉悦身心,又可“通过自然来发现上帝之神秘”。这时正处于中世纪向现代转型时期,是一个信仰破灭的时代和思想爆发的时代。很多学科与学科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法国科学家拉马克,布封,动物学家圣提雷尔,英国博物学家兼诗人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达尔文的祖父),英国自然科学家华莱士,德国植物学家卡尔·尼古拉·弗腊斯,俄国动物学家路里耶等大批优秀的学者涌现出来。这一系列社会背景也为天生对自然界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知欲的达尔文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拉马克最先提出高等动物是由低等动物演变而来和获得性遗传的进化观点。他用“用进废退”原理来解释长颈鹿的来源,认为长颈鹿的个子是因为长期取食于高处的食物而形成的。

真正关于物种进化论的提出可以上溯到达尔文诞生之前,由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最先提出生物进化的学说,即高等动物是由低等动物演变而来的。拉马克具有前瞻性的理论上的概括,为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是一位诗人、医生,也是提出早期类似演化观念的学者之一。老达尔文曾在自己的《生物规律学》中主张和赞扬进化,平日的耳濡目染对小达尔文进化思想的提出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达尔文1809年出生于英国西部施鲁斯伯里一个世代为医的家庭。出于兴趣,达尔文从小就爱收集并归类各式各样的杂物,俨然一个小分类学家。生性顽劣的达尔文因成绩不佳而从中学退学,出生于医生世家的他16岁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在学校他结识了格兰特医生,此人对拉马克及其进化思想及其推崇,但达尔文回忆,正如对祖父关于生物进化的论著《生物规律学》无动于衷一样,他并未受到格兰特的熏陶而立即开始对拉马克以及进化产生兴趣。在爱丁堡他度过了两学年休闲时光,打猎、采集矿物以及植物标本是他的最爱。但这段时间达尔文在耳濡目染中应该也会受到进化思想的影响。达尔文的“游手好闲”使父亲十分恼火,盛怒之下,父亲把他送到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希望他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达尔文谨遵父命攻读神学典籍,却慢慢发现其中的很多东西无法了解也难以理解,上帝始终无法让他信奉。然而,达尔文一生中最重要的际遇就在剑桥大学。

在这里,达尔文热衷于收集甲虫,他与表亲威廉·达尔文·福克斯非常喜欢比赛甲虫的收集。后来福克斯介绍达尔文认识约翰·史帝文斯·亨斯洛,一个虔诚的教徒,同时也是一位植物学教授,也是甲虫的专家。宗教信仰的差异没有成为他们交流的障碍,不久之后达尔文加入了亨斯洛的博物学课程。在校园生活中,达尔文和一些同样爱好自然科学的青年结为知交,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维尔纳派地质学家的安斯沃斯。达尔文在这些爱好科学的年轻人们的小圈子里交流、发表自己的研究、获得支持,以获得更多的帮助。同时,达尔文还成为了皇家医学会的会员,常常按时参加他的集会,先前的导师格兰特医生有时也带他去参加维尔纳学会的集会,在会上有各种关于自然史的论文被研读。通过各种集会,年轻的达尔文接触到一些科学界的“大人物”。例如,当时的自然博物馆馆长麦吉利夫雷曾经与达尔文做了多次自然史方面谈话,并送给他一些稀有的贝壳。达尔文在科学研究上的信念在潜移默化中确立起来。

达尔文进入剑桥的最后一年,近代地理学奠基人洪堡德发表了《个人记》、《南美洲旅行记》两部书。达尔文阅读了洪堡德的这两部著作后受到极为深刻的影响,他“为科学之宫贡献力量”的热情被点燃。

达尔文还随船携带了大量书籍,其中有一本是查尔斯·莱伊尔(左)的最新力作《地质学原理》,这是亨斯洛(中)赠送的临别礼物。

同时,他的旅行和书籍引起欧洲各国组织的关注,纷纷试图组织类似的考察,其中就包括达尔文的贝格尔号之旅。而莱伊尔的著作《地质学原理》是达尔文在航海旅行的过程中接触到的,该书以优美的文笔、严密的逻辑阐述了地质渐变的思想。贝格尔号之旅的沿途见闻使达尔文对地质渐变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航行结束归国后,达尔文时常同莱伊尔相见讨论地质上的问题。

达尔文的祖父曾预示过进化论,但碍于声誉,始终未能公开其信念。

1831年8月,剑桥的天文学教授皮克给达尔文的科学领路人亨斯洛教授的一封来信中提到贝格尔号的菲茨罗伊舰长要为测量大地岛的南岸去作一次旅行,然后将访问南海中的许多岛屿,“这将为一个博物学家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他请亨斯洛推荐一位合适人选,亨斯洛邀请了信中提及的自己那位酷爱自然史的亲戚列奥纳尔德·詹宁斯。但身为教区牧师,管辖着两个教区的詹宁斯最终还是婉言谢绝了邀请。亨斯洛本人也十分渴望这次机会,不过他不愿使妻子伤心,所以决定留下来。这时,他首先想到了令他印象深刻的达尔文,这位有着热切愿望且精力充沛的年轻单身汉。于是他向皮克推荐了达尔文,并给达尔文本人写了一封信,把菲茨罗伊的邀请告诉了他,并说服达尔文接受这一邀请。达尔文晚年回忆总结到:“贝格尔舰的航行,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决定了我此后全部事业的道路”。

在前达尔文时代中,法国动物学家居维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来支持进化学说,但实际上居维叶终其一生一直是完全反对进化观念的。

关于此次航行有两件不得不说的插曲。首先是父亲的坚决反对,达尔文在笔记中写道:“我读了这一聘请之后,马上表示同意”,但父亲的极力反对使他一度放弃了计划。这时,达尔文的舅舅乔赛亚·韦季武德对父亲提出的八条反对意见一一做了反驳,最后父亲心平气和地同意了达尔文的计划。另一个插曲较有趣,当时流行一种“科学”——骨相学,在当时是一门“显学”,华莱士、牛顿等都曾投身其中。这种学说认为从骨头的性状可以判定他的性格。由于达尔文的鼻形特殊,菲茨罗伊船长认为具有这样鼻子的人没有充分精力去航海,险些致使达尔文的贝格尔号航行计划流产。几年后,当达尔文完成环球旅行回家时,他的父亲一见到他,就转身朝向他的姐妹们高呼“啊!原来他的头型完全变样了”。

在剑桥时,达尔文还结识地质学家亚当·塞治威克。他通过传授野外考古知识,大大开拓了达尔文的学术视野,使达尔文以全新的方式看待科学。

沿途上达尔文陶醉于自然界的丰富多彩,就在热带雨林短短一天内,他就捕捉到了68种甲虫;还有一次,他在早上散步的空闲射死了80多只品种各异的鸟儿,物种的丰富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达尔文在给姐姐的通信中兴奋地叙述了自己在观察新物种时“难以言传的悭吝鬼般的狂喜”。达尔文在这次航行中以通信的方式与导师亨斯洛教授交流,收集的大部分物种都整理得井井有条后船运给亨斯洛。亨斯洛在后来把达尔文写给他的十余封信中的考察资料和观点摘录下来,在1835年10月1日刊印成小册,1835年11月16日在剑桥哲学会上散发给会员,宣读和讨论,这是达尔文第一次公开印刷发表的论著。原定两年的航行计划整整持续了5年,其中的艰苦历程也恰似先前的狂喜般“难以言传”。达尔文刚刚回国,地质学会就已经聘请他为名誉秘书,这个年轻人就这样步入了科学研究的核心领域。

“贝格尔”号之旅的航线

1842年,达尔文整理出“物种起源草稿”。随后的十几年的时间里,虚心、严谨的他“不厌深思”,对初稿进行了反复的修改,直到1859年才发表《物种起源》,这也标志着科学的进化论的诞生。达尔文的进化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论”、“物种不变论”的传统学观念,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贝格尔”号军舰

自然界启迪了达尔文,时代造就了达尔文,而达尔文又改变了后世。■

作者简介
施苏华,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植物系统学以及分子进化学的研究。

(责编 桑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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